我并非学术中人，写的评论也只是小女子的一面之词。

　　 《山居笔记》是余秋雨先生在1992年至1994年间用全身心写成的、继《文化苦旅》之后的第二部散文集，总共11篇文章。作者曾经说过，写完《文化苦旅》，他还是觉得有很多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需要继续探访，而他能做的，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。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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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名字写在水上

文 文婧

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，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尚葛兆光先生的课，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，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，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。之后不久，金克木去世，大家深以为憾。2004年，我的心情很差，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，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，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，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，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。为“别人”受益，所以“自己”要去做，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，不过很快我就发现，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。

何先生的渊博自不必说，在他面前大可不必装模作样，只要带着你的好奇来，就像小的时候搬个马扎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，捅一下开关，再拨拉拨拉按钮，孙敬修爷爷开始讲故事了。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，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，平平常常一件事，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出滑稽，说到兴起处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，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，每天陪着这样一位老人，书房里的桌椅板凳该是怎样的幸福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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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
葛耀光

小引

近十来年里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，虽然说起来算是同事，但因为他很早退休，所以，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。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，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。何先生生于一九二一年，比我父亲还长一岁，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，轻易不敢去打扰。这次，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《上学记》，不知为什么，想起两年前的夏天，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，在病榻上，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，望着天花板，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，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，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，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，到已是“晴朗的天”的南京军政大学，让我觉得，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，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，真的是和我们不同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，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。

现在，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，到云南的西南联大，再回到北京的“革大”，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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